我一直认为艺术作品是和社会以及艺术家创作它的时代形势分不开的。在1954年我在街头摆放了一些可以操纵的作品项目，不是源自一种纯粹的美学思考，而是受一种社会焦虑的驱使。
当我还是艺术学院的学生时，我认为艺术家应该反映并见证他所处的时代特征，引起人们的关注，从而引导他们改变“观念”和态度从而开启精神的道路。那时我自负地以为艺术家在画布上表现他的不安和幻想，目的是让人们被动地“崇拜这件作品”，然而一个手工艺者或者工人也可以在他的工作中这样做。
或许可以通过一些“参与性的作品”的实现，可以改变这种感觉上的被动服从；也就是说，艺术家“强加”一部分他的想法，观众通过手动参与来完成，或者让参观者在作品前移动到使他满意的那个视点为止。通过这种方式，就实现了在“艺术家”和“信息接收方”之间真正的相通。
在我的作品中，借由可操纵的物体、偶然性、短暂性以及永久变化中的“情境”的帮助，我创建了一些情景，并由此阐明了一些色彩世界的研究成果，有时是完全新颖的。
从操作支持到数码支持的变化，让我得到了其他的交流可能。此外，在为电脑设计的作品“偶然性交互色彩实验”中，人们进入我的研究的内心深处和精神核心，就像带着乐谱做出的解读。
